19世纪的法国，是一个不断告别旧时代，却又无法安顿下来的时空。
复辟王朝试图恢复旧秩序，1830年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，1848年革命又让许多人的理想破灭。此后，第二帝国以集权、繁荣与浮华维持着表面上的稳定，直到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，又将法国社会撕裂得鲜血淋漓。百年间，法国社会的矛盾也在不断变化：旧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较量尚未结束，工业化又使资产阶级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。
旧的身份秩序正在松动，新的财富秩序逐渐建立。人们不再仅仅依靠出身决定自己的位置，也开始相信，财富、消费、体面，或许能够让一个人进入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世界。
就在这样的时代里，福楼拜写下了《包法利夫人》。
这部小说于1856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，次年出版单行本。故事的展开是七月王朝前后法国外省的日常生活。福楼拜没有把笔触放在革命者、政治家或者那些决定时代走向的大人物身上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一个乡村医生的妻子，写她如何在婚姻、浪漫、消费与债务之间，一步一步走向毁灭。
故事并不宏大，甚至显得有些琐碎。可正是这些琐碎的日常，让我们看见，一个时空的震动是怎样进入普通人的生活，又怎样变成一个人无法挣脱的命运。
爱玛出生于农户家庭，从小被送进修道院接受教育。她在那里读了许多浪漫主义小说，心中逐渐有了关于爱情、贵族生活与理想人生的想象。她憧憬的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相爱，更应该充满激情、惊喜和命运般的召唤；她憧憬的生活也不只是温饱，而是精致、优雅，处处散发着某种高贵的气息。
后来，她嫁给了乡村医生查理·包法利。
查理并不是一个坏人。他待人温和，工作踏实，对妻子也怀着真诚的感情。他只是太过平庸，平庸到无法理解爱玛心里那些汹涌的渴望。在他看来，婚姻意味着两个人安稳地生活下去；可在爱玛看来，婚姻应当是浪漫的。
两个人都没有做错什么，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。但一个人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幸福，另一个人却觉得人生从未真正开始，这样的婚姻又能走多远呢？
起初，爱玛也曾试着接受这种生活。她并不是没有克制过自己，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决定背叛婚姻。只是现实中的每一天都太相似了：相似的饭菜，相似的谈话，相似的丈夫，相似的乡村生活。她等待着某种事情发生，仿佛只要一个契机到来，生活就会突然变得不同。
这个契机，是沃比萨尔庄园的舞会。
夫妻俩偶然受邀参加一场贵族舞会。华丽的厅堂、精致的服饰、昂贵的器物、绅士淑女间从容的交往，一切都与她熟悉的生活截然不同。在那个夜晚，爱玛终于看见了自己曾经无数次从小说中想象出来的世界。她不是从别人的故事里阅读浪漫，而是第一次站在浪漫的现场。
那一夜过去，她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可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命运就像和她开了玩笑，如果说此前的浪漫只是一本本小说里模糊的幻影，那么舞会给了她一个机会，沿着井壁，爬到井口，扒着井沿，看一眼这真实的浪漫，这便成了一种具体的记忆。她知道那样的生活确实存在，知道有人可以穿那样的衣服，住那样的房子，与那样的人交往。她甚至曾短暂地置身其中，哪怕是唯一一次。
这或许才是最残酷的地方。
一个人从未见过的东西，尚且可以通过遗忘来摆脱；可一旦亲眼见过，一旦知道另一种生活真实存在，原本可以忍受的日常，便忽然有了难以忍受的重量。
舞会是爱玛离理想生活最近的一次，也是她此后再也无法忘记的一夜。她重新回到平庸的婚姻里，却再也无法把它当作人生的全部。她的心中仿佛留了一扇没有关严的门，门后是灯火辉煌的世界，而她只能留在门外。
后来，罗道尔弗出现了。
这是一个风月老手。他很快便看出爱玛的渴望，也懂得如何用甜言蜜语去迎合她。他知道怎样制造浪漫，怎样让一个女人相信自己正经历一场不同寻常的爱情。
爱玛相信了。
她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小说里的男主人公，等到了命运迟来的安排。她甚至准备好与罗道尔弗私奔，以为只要离开现有的生活，幸福便会在远方等着自己。
但罗道尔弗并没有按照她的故事往下演。他最终选择离开，用一封信结束了这场爱情。
爱玛病倒了。她的理想再次破灭，生活重新归于灰暗。
可是，一旦见过了自己想象中的世界，她还能够心甘情愿地回头吗？
后来，年轻的莱昂重新进入她的生命。与第一次相比，这一次的爱玛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爱情降临。她开始主动追求，主动安排见面，主动经营自己的秘密生活。她把热情投向莱昂，也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包装成一段浪漫故事。
相较于木讷的查理，这份激情显得如此鲜明。她不愿再做一个被日常消磨的妻子，而是要成为小说里那个深情、迷人、为爱不顾一切的女人。
但随着时间过去，激情也会变得熟悉，秘密也会沦为日常。曾经让她心跳不已的人，渐渐也不能满足她的想象。她不断寻找新的刺激，仿佛只要再往前走一步，就能抓住那个真正的自己。
可是，那个自己究竟在哪里？
也许爱玛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某一个具体的男人。更准确地说，她爱上的，总是同一种东西：从浪漫小说和贵族生活中拼凑出来的理想男子的幻影。罗道尔弗也好，莱昂也罢，都曾被她赋予这样的意义。她爱的是他们所能带来的另一种生活，是那个在爱情中被唤醒、仿佛终于摆脱平庸的自己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的爱情总是那么热烈，又总是那么容易失望。现实中的男人终究是具体的，有自己的欲望、软弱和算计；只有她想象中的男人，才可以永远符合她对浪漫的期待。
而这样的浪漫，是需要成本的。
在故事里，债务并不是一个突然闯入的意外。爱玛购买衣服、装饰家居、追求精致的生活，也一次次接受商人勒乐提供的赊账。最初，这些东西让她感到自己正在接近理想中的生活；渐渐地，它们成为她维持这种生活的手段；到了最后，债务反过来吞噬了她。
她似乎总差那么一点钱，就可以把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再买一件衣服，再添置几样物品，再去城里见一次莱昂，眼前的日子好像就能离理想近一点。
可欲望最擅长的，就是在你靠近时，拉开距离，哪怕那么一点点。
那些昂贵的衣服、精致的器物，能够让爱玛暂时拥有一种不同于乡村妇人的体面，却不能让她真正成为她羡慕的那类人。她买得到物品，却买不到赋予这些物品意义的生活；她能够模仿贵族生活的外表，却无力承担这种生活背后的财富与阶层条件。
她不是单纯地迷恋物质。至少在她的理解中，她追求的始终是爱情、优雅和幸福。只是她没有意识到，自己所向往的浪漫生活，早已被物质与身份包裹得密不透风。她以为只要拥有那些东西，就能抵达那个世界；可她没有看见，真正把她挡在外面的，恰恰是她无力负担的财富。
等到债主逼上门来，爱玛才发现，浪漫的幻影不仅不能救她，甚至已经成为把她拖向深渊的绳索。
她四处筹钱，先后向公证人吉约曼、莱昂和罗道尔弗求助。可当她真正落入绝境时，那些曾经与她谈情说爱的人，谁也没有成为她想象中的救赎。吉约曼试图以金钱换取她的身体，她拒绝了；莱昂无力承担，罗道尔弗也不肯伸出援手。
这一刻，爱玛终于被迫面对一个她一直不愿承认的事实：她所相信的爱情与浪漫，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牢靠。那些曾经令她心醉神迷的承诺，一旦遇到真实的代价，便开始显露出它们的另一面。
最后，她吞下砒霜，在痛苦中死去。她曾经如此渴望摆脱平庸，最终却在小镇居民的注视下，以一种近乎恐怖的方式离开了生活。她没能成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，甚至连自己的死亡，也无法按照浪漫主义的想象进行。
那么，爱玛究竟是一个伤风败俗的恶女吗？
似乎不是。她确实背叛了丈夫，隐瞒了债务，也在追逐个人欲望的过程中伤害了身边的人。她并非毫无责任的受害者。可是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，就把她归结为一个贪慕虚荣、放荡不羁的女人，我们又似乎错过了福楼拜真正想写的东西。
爱玛是一个在欲望中伤害过别人，却始终把自己理解为浪漫故事女主人公的人。她的情欲并不天然等于爱情，她对爱情的执着也不意味着她真的理解爱情。她一次次把现实中的男人放进理想的模具里，又一次次因为他们无法符合自己的想象而失望。
她拒绝吉约曼，拒绝在绝境中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一场赤裸裸的交易。她所守住的，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贞洁，而是心中那一点关于爱情的执拗。她仍然希望，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能够是美的、纯粹的，能够与那些庸俗的金钱交易有所不同。
只是，她始终没有看清，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浪漫，究竟有多少来自真实的情感，又有多少只是别人替她描绘出来的幻影。
《包法利夫人》发表的时候，法国正处在第二帝国的统治之下。1857年，小说因涉嫌损害公共与宗教道德而受到起诉。检察官对作品中的婚外情和情欲描写提出指控，判决书则留下了一句颇具时代意味的话：文学与艺术为了实现其应有的作用，应当在形式与表达上保持贞洁和纯粹。最终，福楼拜获得无罪判决。
这场官司反而让小说声名大噪：一个试图描写普通外省妇女精神困境的作家，竟然因为没有明确地谴责主人公，而受到道德秩序的审视。
但福楼拜并没有急着告诉读者爱玛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。他更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，让人物自己说话，让她在浪漫、谎言、消费和债务中逐渐显露出真实的面貌。小说中几乎没有人站出来，替读者作出一个简单的道德判决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如何被自己的理想牵引，又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。
这也使《包法利夫人》的意义越过了那个时代。
如果把镜头重新拉回19世纪的法国，我们还能看到一幅更大的图景。
旧贵族曾经凭借血统与家世维持自己的身份，新兴资产阶级则在财富增长中不断积累力量。他们想进入贵族的圈层，却又时常被那些拥有古老姓氏的人视为缺乏教养的暴发户。财富固然能够带来地位，却无法自动换来别人承认的高贵。
于是，消费成为一种展示身份的语言。
昂贵的服饰、精致的器皿、考究的家具、艺术品和社交礼仪，都不再只是满足生活所需的东西。它们能够告诉别人，一个人属于什么样的圈层，拥有什么样的品位，以及他与普通人的区别在哪里。
当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，新的模仿便开始了。资产阶级试图模仿贵族，较低阶层又试图模仿资产阶级。人们购买商品，不只是为了使用它，也为了借助它证明自己是谁，或者证明自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。
在爱玛身上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现代消费社会的一道早期影子。
她购买的衣服与器物，表面上是商品，实际上却承载着她对于身份的想象。她希望通过外在的精致，摆脱自己不喜欢的出身与生活。她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生活得更舒适的乡村医生的妻子，她想成为另一个世界里的人。
这未必意味着现代品牌意识从此诞生，但后来的品牌消费、时尚追逐与身份展示，确实延续着一种相似的逻辑：我们通过自己拥有的东西，向别人展示自己；又通过别人所拥有的东西，重新认识自己的欲望。
爱玛以为自己向往的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，而普罗大众也在模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。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阶层，却可能被同一种力量牵引着：我们看见别人拥有某种东西，于是相信拥有它，自己也就能够成为那样的人。
法国思想家勒内·基拉尔后来从塞万提斯、司汤达、福楼拜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中，提炼出了关于模仿欲望的思考。
我们通常以为，欲望是从自己内心自然生长出来的。我们爱某个人，喜欢某种生活，渴望某个目标，好像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选择。但基拉尔提醒我们，人的欲望往往具有模仿性。我们先看见一个自己崇拜的人，觉得他拥有某种更丰盈、更理想的存在，然后开始渴望他所拥有的东西。我们希望得到那个对象，最后却可能是在借助它，努力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另一个人。
爱玛就是如此。
她从浪漫主义小说中学会向往，从沃比萨尔庄园的舞会上确认了自己的向往，又试图通过爱情与消费接近它。她以为自己是在追求幸福，实际上却不断重复着别人已经替她编排好的生活。
她所追求的东西并不完全是虚假的。爱情当然存在，美好的生活也值得向往。问题在于，她把一种由小说、阶层和社会风气共同塑造出来的理想，当作了自己唯一可能的幸福。她相信只要不断靠近那个幻影，人生便会越来越完整，却始终没有问过：如果没有那些小说，没有那场舞会，没有那些被自己赋予特殊意义的衣服、器物与男人，我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？
福楼拜曾写道，他可怜的包法利夫人，此刻大概正在法兰西的二十个村落里受苦、哭泣。
这句话让我觉得，爱玛从来不只是一个乡村医生的妻子。她可能是无数个时代、无数个地方的普通人。她们不一定会陷入婚外情，欠下巨额债务，不一定会走向自我毁灭。但她们同样可能在时空的某个切片上，突然看见一种更光鲜的生活，然后开始对自己原有的一切感到不满。
我们会羡慕别人拥有的财富、爱情、地位与自由。我们会从小说、电影、社交媒体以及身边人的生活中，拼凑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人生。等到真正开始追逐时，又常常忘记，那些被我们当作目标的东西，原本就带着别人的欲望、别人的标准，以及我们看不见的代价。
当然，追求更好的生活并没有错。一个人不甘于平庸，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被虚荣所支配。不过，的确，适时停下来关注：当某种生活被我们视为唯一值得过的人生时，我们便可能在不知不觉中，把自己的欲望交给了别人。
爱玛的悲剧，不能只归因于她追求了不属于自己的生活，而更在于，她始终没有认出，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。她以为自己正在寻找爱情，实际上却在寻找爱情所承诺的那种存在；她以为自己正在靠近幸福，却不断用别人的生活尺度衡量自己，直到现实再也无法承受那份想象。
也许我们大多数人，多少都是包法利夫人。
我们在风花雪月的幻影中寻找自己，以为远方有一种生活，一旦抵达，便能使自己成为更完整的人。可等到终于走近，才发现那些令人向往的东西，也有它们庸常、乏味，甚至不堪的一面。于是我们继续寻找，继续模仿，继续朝着下一个幻影走去。
直到某一天，才可能突然意识到：追逐了一生的，也许并不是某种生活，而是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自己。
而我们也许就这样，在风花雪月的幻影中，走过一生。
图片来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（Public Domain，图注逐张标注；图 04/06 出自 1905 年 Librairie des Amateurs 版插画，Alfred de Richemont 构图、Carlo Chessa 雕刻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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